魏泽西事件让我们意识到信用如此重要，一个社会的信用结构究竟是怎样的？什么样的因素可以帮助赋信、增信？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失信、降信？

　　在我看来，一个社会的信用结构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观察。

　　第一个层面，看信用主体是体制性（规定性）的，还是竞争性（响应性）的。 所谓体制性的，就是说没有其他选择可能。 比如，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支武警队伍，两个国家电视台。这样的主体，从也是从，不从也是从，不能不从。 所谓竞争性的，就是说有不只一个信用主体在提供服务。

　　这两类主体的赋信增信方式是不同的。 体制性主体主要靠国家权力和特别规定（如专营），竞争性主体主要靠专业知识、服务能力、市场拓展、顾客响应，等等。 当竞争性主体获得垄断地位时，它的体制性色彩会增加，会更多依靠已有的强势地位而不是更好地响应顾客需求。

　　“体制性主体”的地位是牢固的，但不是牢不可破。因为顾客可以投票，人是会流动的资本，可以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。

　　社会信用结构的第二个层面，是社会信用的生成和治理。我们会发现，无论体制性主体还是竞争性主体，要建立、保持和增强信用，扩大信任，都要建立好的机制（比如多劳多得，优劳优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的内部激励机制），都需要建立好的文化（比如以客为尊，以人为本），都需要有外部的监督、法治规范和对权力的限制（比如央行放水怎么限制，公检法滥权怎么制约）。

      竞争性主体的赋信增信地位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。未来学家阿尔文·托夫勒说过，在工商界，官僚主义的猖獗程度决不亚于政府机关， 世界上 许多大公司同样地陈腐保守和傲慢无礼。为此，公司也需要不断改革，“力求更加灵活，更加革新，更富有企业家精神”

      信任和信用的供给更多由竞争性主体的良治来提供，“竞争性主体 + 良治”，良治包括好机制、好文化和法治监督。 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不等于更多地介入微观层面的信用供给，而是要做好三公规则的制定、环境的营造和监督。希望此次事件可以给我国的医疗监管部门改革和发展以警钟。